网上看到一则新闻，是关于米兰·昆德拉的。新闻里说，上周末，捷克总理安德烈·巴比什在巴黎参加一战停战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时，去拜访了昆德拉及其妻子薇拉。昆德拉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回到过捷克了，巴比什总理邀请他们夫妇回国看看，还对媒体表示，应该恢复昆德拉丧失多年的捷克公民身份。
如果说世界文坛上有很多作家活得像隐士一样，这其中一定有昆德拉。除了每年十月份诺奖时刻，能够在赔率榜单上看到他的名字闪现之外，平时我们很少在新闻上看到他的新闻。这大概也是一个作家最好的生活状态，我一直有个这样的偏见，一个作家频繁在媒体上曝光露面，大概是他真正江郎才尽的时刻，因为没有作品支撑自己的时候，他才需要不断曝光的名望来维持自己虚构的形象。
昆德拉曾写过一个“小说家”的词条，收录在《小说的艺术》中，词条中列举了很多作家对形象的诠释，比如福楼拜的“艺术家应该让后世以为他没有生活过”；莫泊桑的，“一个人的私生活与他的脸不属于公众”；纳博科夫的，“我厌恶去打听那些伟大作家的珍贵生活，永远没有一个传记作者可以揭开我生活的一角”；卡尔维诺的曾告诉家人，他不会向任何人说一句关于自己生活的真话；福克纳希望“成为历史取消、删除的人，在历史上不留任何痕迹，除了印出的书”。昆德拉举了这么多例子，就是想说明一个道理，一个真正的小说家的特征：不喜欢谈论自己。
但是说了也奇怪，越是生活得像隐士的作家，反而越发引起我们的兴趣。大众都有窥探欲，吃了鸡蛋还不够，还总梦想着去见见下蛋的母鸡，读了作家的书，就会对作家生活的方方面面感兴趣，尤其那些小心隐瞒自己的作家。昆德拉的小说国际上畅销数年，还常年出现在诺奖的赔率榜单上，用捷克总理巴比什的话说，昆德拉是“捷克、法国和世界文学的传奇”，这样的一位传奇人物，还总是对公众讳莫如深，从不曝光自己的私生活，除了阅读他的文学作品和小说评论，我们基本不会对他了解更多。我个人有一种观点，估计很多人并不赞同，昆德拉的小说在国内甚至国际上的畅销其实对他的文学是一种损害，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为例，很多人容易把这本书当成了畅销小说，文青谈资，政治辩论手册等等，但是对这本书的理解需要深入到二十世纪中欧历史的大背景，才能明白昆德拉写作有多么的残酷。最关键的一点，这本小说用如此之轻的形式论述如此之重的历史，我们只看到了“轻”，却看不到“重”，这大概才是最荒谬的解读吧。
很多人不喜欢昆德拉的小说，觉得他把小说写成了哲学辩论，小说中充斥着各种哲学概念和思辨性的论题，缺乏更加立体形象丰满的人物，大多数人物都是哲学的附庸，概念的木偶。这大概也是见仁见智的说法，不过，昆德拉留下的小说艺术和评论，反而是获得了众口一词的好评，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凭借小说昆德拉可能拿不到一个诺奖，那他也应该凭借自己的小说评论拿到一个诺奖。
前几天读美籍波兰裔作家伊娃·霍夫曼的《回访历史：新东欧之旅》，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章节中，她着重提到了在上个世纪初，在这个地域上产生了一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文化繁荣，一种挥之不去的灿烂的现代主义，比如卡夫卡、弗洛伊德、马勒、胡塞尔、弗朗茨·韦尔弗、马克斯·勃罗德等，都是来自布拉格周边的区域。霍夫曼分析说，这个区域之所以产生文化繁荣，极大的原因在于居住在捷克境内的捷克人、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产生的交互作用和致命张力，“我想象，在赋予古老中欧其特殊活力的这几个做了数世纪邻居的群体之间，必定有一些差异和相似、相近和相异的交互作用”。
可惜的是，两次世纪大战后，这一个区域经历了大规模和文化的单一的现代化，这种社会同质化摧毁了原来的文化多样性，给极权主义的产生铺平了道路。当然，也导致了很多作家或因为生活，或因为政治的原因大批量的流亡。昆德拉就是其中的一员，1975年昆德拉逃往法国。1979年，捷克剥夺了他的公民身份。两年之后，米兰·昆德拉获得了法国公民身份，从此在捷克语之外，他开始尝试法语写作，用他的话形容就是，作家首先要是个自由人，作家并非单一语言的囚徒。
昆德拉会不会回到他的祖国捷克？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我倒是想到了小说《无知》中，昆德拉评价《奥德赛》中的尤利西斯：“二十年里，尤利西斯一心想着回故乡。可一回到家，在惊诧中他突然明白，他的生命，他的生命之精华、重心、财富，其实并不在伊塔克，而是存在于他二十年的漂泊中。这笔财富，他已然失去，只有通过讲述才能再找回来。”这也许才是昆德拉的态度。
标签： 捷克电影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