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为什么侵华战争中，日军屠杀中国人却没有负罪感？

相信大多数人对于日本人的认知，都来源于电视剧上播放的“抗日剧”，年轻点的孩子，应该来自于日本动漫。

但日本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群体，生于什么样的环境？大众的认知还是会有些表面。

那到底该怎样才能深入了解日本人呢？

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作品是一本研究日本人的书——《菊与刀》

关于《菊与刀》，我们还得先说一下它的背景，因为这本书是一个从来没有去过日本的美国人写的。

1944年6月，日本和德国的失败已成定局。身为战胜国的美国开始制定着战后对日德的政策，

美国与德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并不太大，所以美国在制定对德政策的时候也相对简单一些，但日本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极其陌生的东方国家。

于是，美国政府找来了一名研究人类学的学者本尼迪克特写下了这本研究日本的书，而她的素材，大都来源于美国人从日本带回来的战俘。

日本人是矛盾的，本尼迪在书中的开头便评价道：

“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

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的。

他们非常关心别人对他们行动的看法，但当别人对他们的过错一无所知时，他们又会被罪恶所征服。

他们的士兵非常守纪律，但也不很顺从。”

日本人的这种矛盾性格的养成，和他们的生活环境有关。

而要想了解他们的生活环境，那得先去了解日本过去的历史。

奈良时期的时候，日本还是一个不那么富有的国家，而他们的邻国，在这个时候正处于盛世唐朝，

日本为了学习，便派遣使者千里跋涉地来到了长安，看到了我们中国的表意文字，官僚制度，宫殿制造以及宗教传播。

经过长时间的逗留，使者在回到日本的时候，就把他见到的这些东西都搬到了自己的国家。

日本的天皇便开始模仿起了中国的政治体系，确立了官阶和律令。

不过，日本虽然把官僚阶级搬到了自己的国家，但他们却没有学习中国选拔人才时用的“科举制”。

中国的科举制度，使得普通老百姓能够通过读书跨越阶层，但日本没有这个制度，所以他们的官阶，几乎都给了世袭贵族和封建领主。

此时的天皇不知道的是，这些贵族并没有因为自己得到权力而感到满足，他们要的，是天皇的权力。

于是，到了平安时代，贵族藤原氏便拿走了天皇的权力。

此后，封建领主们纷纷起兵，打败了藤原氏，但最终被源赖朝夺得了胜利，并把自己称作“将军”，继而成为了日本的实际统领者。

就在这个时候，各个封建领主对“将军”位置虎视眈眈，带着家中的武士开始了长时间的争斗。

直到1603年的江户时代，德川家康打败了所有的对手，成为了将军，设置了幕府，也就在这个时候，日本的等级制度强化，所有的人都被分成了一个一个的等级。

站在最高等级的是天皇，之后是将军，武士在将军的后面，工农商紧随其后，在社会最底层的是类似清道夫之类的贱民。

天皇的等级为什么位于最顶端？事实上，在日本人的眼里，天皇即使没有权力，但他存在的本身就是神圣的。

日本的等级制度最根本的特点就在于“各守本分”，所以说天皇只是“军事首脑手中的一个国事犯”，他也是处于等级制度的“适当位置”上的。

对日本人来说，天皇是否积极参与世俗事务，并不是衡量其身份的尺度。

这个“各守本分”可谓是非常的严谨，如果你是一个武士，那就不能从事其他等级的职业，你想种地？那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因为只有农民才可以种地。

除此以外，高等级的人还要会维护自己的体面，而这也就导致武士们大多都死要面子。他们即便是饿到昏厥，也不会向别人求助，甚至还会装作早已果腹的样子，用牙签剔牙。

而在这种等级制度下，所衍生出来的日本文化体制就是“恩”和“耻”。

如果说中国古代的文化提倡儒家的“仁义礼智信”，那么“恩和耻”便是日本人在学到中国文化后根据日本本身的文化所转化的理念。

关于“恩”，整个日本民族在日常生活都会小心翼翼地避免让别人背负上一点恩情，

他们总会在报恩和欠恩的“债”之中保持平衡，否则他们心中会一直处于焦虑不安的状态。

日本还曾制定过一条法律：“遇到争端，无关者不得干预。”

而这条制定就是出于“恩”文化的影响，避免因为帮忙而陷入“报恩”的负担之中。因为日本人要想报恩，几乎是不在乎任何原则的。

“恩”也分两种类型，一种是无限的“义务”，一种则是有限的“义理。

”这义务的恩包括两个，一个是在“忠”背后的“皇恩”，一个是在“孝”背后的“父母恩”。

“皇恩”被日本人称作是最大的恩典，在他们眼里，他们之所以能够生于这个国家，并在这个国家生活，还能得到大大小小的关怀，都是因为天皇对自己的恩赐。

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地要对天皇尽“忠”。

中国也讲究对皇帝尽“忠”，但我们在对皇帝尽忠之前会有一个前提：皇帝一定是个为民着想的好皇帝，不然老百姓一定会起义推翻他，

但日本人不会，因为“恩”文化的影响，使得他们对天皇带着一种无条件的“愚忠”，没有人会管这个天皇到底值不值得效忠，他们只管“忠”于天皇，

这也就解释了中国为什么更迭了无数个异姓王朝，而日本的天皇自古以来都没有过变更。

“父母恩”属于“尽孝”，所以在日本人的心里，“父母恩”和“皇恩”一样，是一定要报答的。

即便他们的父亲酗酒，家暴，母亲做了对不起他们的事情，他们也要认为这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而导致的后果，接着报答父母的恩情。

义理与义务不同，属于日本人最难承受的部分。因为义理在本质上是日本人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是迫于人情世故，又不得不去做的事情。

日本人最讨厌别人说他不懂义理，在他们看来，为了报答“义理”，甚至可以践踏正义感。而“义理”包含两种类型，

一种是对社会的义理，一种是对名誉的义理。

关于对社会的义理，日本人有着自己的规则。

这其一，便是精确的等量偿还。

举例来说，如果日本人接收到了朋友送的重礼，那么日本人一定不会拿更贵的礼物送还给朋友，而是拿同等价值的东西进行回礼。

而这其二，便是“人情债”随着时间所增长出来的“利息”。

也就是说，“人情”这东西就像钱一样，需要还，你若长时间不还，人情就成了“债”，你再还的时候，就要加上“利息”了。

关于对名誉的义理，其实就是保持自己的名誉不受玷污，严格地说，保持自身名誉的行为，并不在“恩”的范畴里。

对名誉义理的要求有三个，

其一是在受到侮辱的时候，必须要洗刷污名，要么报复，要么自杀。如果你是为了名誉而战，报仇就是正当的行为。

其二是要进行自我约束的禁欲主义，女人在分娩时不可大声喊叫，男人也必须不畏痛苦和危险。

当洪水冲来淹没日本人的村落时，每个有自尊心的人就各自收集起必须带走的物品，去寻找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既不喊叫，也不乱奔乱跑；不显露出惊慌失措的样子。

而这其三，便是挽回名誉，

举个例子，日本工人罢工很不一样，他们并不会像其他国家罢工的人一样，停止工作，

而是占领工厂，把管理层赶走，然后把产量提高好几倍，让管理层的名誉受到侮辱，这样的话，管理层便会出于“义理”挽回名誉，同意工人们的要求。

关于“耻”，中国古代时期，讲究以德治国。这个德指的就是“仁”，但日本人并没有把以德治国的理念幻化到自己的国家，而是把耻作为“德”的根本。

而关于中国人的耻，是像勾践卧薪尝胆后一雪前耻的“耻”，但在日本人的眼里，“耻”是遵守所有善行准则的人。

“知耻之人”有时可译为“有德之人”，有时可译为“有信用之人”。

也就是说，日本人并不在乎事情到底正确与否，他们在乎的是别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的评价，以及事情所带来的羞耻感，

所以在他们眼里，只要知道羞耻，那么这个人就是有德的。

这种羞耻感也可以解释日本为什么至今不肯承认罪行，并且不肯道歉，

耻感文化使得日本人没有罪恶感，甚至还觉得战争失败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耻辱感，所以他们不承认对我们中国侵略的事实，也不向我们中国忏悔道歉，

而他们之所以侵略，还是因为他们国家中等级制度所引发出来的“大国”思想，觉得战争对于我们中国来说是“施恩”。

《菊与刀》这本书其实存在着很多的争议，但这本书从日本文化解说日本人的解读还是相对比较经典的。

战争失败之后，西方人认为日本人会负隅顽抗而至死，但是他们最终竟然态度大转弯的欢迎盟军的占领，这使得西方人感到困惑。

于是开始以日本的思维方式去理解日本，深入了日本文化的核心，以此来理解日本人捉摸不定的性格，

本尼迪看到了日本人的“忠”，也就很快明白了日本人为何因天皇瞬间弃械投降。

虽说《菊与刀》不一定是研究日本人最透彻的书，但它的诞生终是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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