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安平
长春电影制片厂1964年摄制的《英雄儿女》，通过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王成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妹妹王芳坚持战斗、茁壮成长，最终和养父王复标、亲生父亲王文清在朝鲜战场团圆的故事，生动反映了志愿军指战员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精神，歌颂了中朝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是一部既洋溢高昂革命激情、又充满真挚人间亲情的优秀影片，深受广大观众赞誉。
英雄重新塑造
影片《英雄儿女》系根据著名作家巴金的小说《团圆》改编。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巴金曾两次亲赴朝鲜前线，生活、采访了近1年时间，先后创作了一批小说和散文作品，《团圆》就是其中优秀篇什之一。它是经过七八年沉淀之后，应《上海文学》杂志社之约写成，虽仅有两万多字篇幅，却以朴素亲切的笔触，用“我”的耳闻目睹，娓娓动人地再现了朝鲜战场上一段真实感人故事：志愿军某师政委王文清当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因被捕与女儿离散，来到朝鲜前线后，偶然发现军报的女记者王芳就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但没有急于认亲。后来王文清接待来自祖国的慰问团，见到了收养女儿的老工人王复标，由其说明缘由终于和女儿团聚，以此折射志愿军将士同美国侵略军殊死搏斗的英勇顽强，讴歌最可爱的人“一人吃苦，万人幸福”的忘我精神。
《团圆》在1961年第8期《上海文学》发表后，时为文化部主管电影的副部长夏衍很为关注。他从《团圆》里看到巴金写惯旧中国的笔，成功转向反映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塑造出可亲可敬的志愿军英雄形象，不禁深为感奋，亲自向电影局长陈荒煤作了推荐。
◆巴金与其小说《团圆》。
不久，长春电影制片厂决定将其搬上银幕。长影领导将这一任务交给有着3年朝鲜战场生活体验、曾导演过《平原游击队》等战争影片的著名导演武兆堤。武兆堤感到在同类题材中，《团圆》有自己特点，但原著相对较为简单，要改编成电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便约请抗大同学、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将军秘书的毛烽合作，因其亦曾参加抗美援朝，而且有过电影创作经历，是《上甘岭》《黑山阻击战》的作者之一。俩人专程去上海拜访了巴金，听取其战场经历及小说创作过程介绍，结合当时形势深入探讨，就如何改编达成共识，实则确立了未来影片的走向：第一，作为师政治部主任的王文清，应当成为剧中主要人物，并发挥他在全师中的“政治作用”；第二，剧本中的王文清应该抓住王成这个典型事例教育全军、鼓舞士气，这样，剧本就必须“大力刻划”王成的英雄事迹；第三，既然故事发生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就应该表现“正义的战争”是“崇高”的、“美”的。
趁傅钟将军赴北戴河休养之空，武兆堤与毛烽埋首北影设于北戴河的创作基地，日以继夜紧张改编，笔耕20多天搭起剧本框架。其中最费心思的是王成形象的再塑，因原著重心在于王文清与失散的女儿王芳的战地重逢，王成仅是一个穿插其中起着“串联”作用的过场人物。小说对于王成的记述，仅是极为简单的寥寥数语：“年纪不过30多点，来到朝鲜，水土不服身体不大好。”其参加战斗及牺牲，更是一笔带过交待：“这个团完成了上级给的任务，友军也终于赶到了。只是王成没有能回来。他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了。”
◆电影《英雄儿女》导演武兆堤和编剧毛烽。
怎样在电影中王成身上，更为生动地体现志愿军英雄与敌人浴血奋战、英勇顽强的精神呢？显然不能因循重复已有英雄典型的行为，如董存瑞的炸碉堡、黄继光的堵枪眼、邱少云的烈火烧等。毛烽打开了一直精心保存的两大册《志愿军一日》征文集，在由当时志愿军官兵亲手书写的血与火的记录中，以“同归于尽”方式壮烈牺牲的就很多，仅朔宁前线战斗，有一个团就涌现了25位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英雄。最为瞩目的是一篇题为《向我开炮》的征文，所记述的23军67师201团的步话机员于树昌的壮举：在参加281.1高地东山腿的争夺战中，经过一整夜的战斗，整连官兵全部牺牲，阵地上只剩下他一个人，仍不断用沙哑的声音呼唤炮火支援，有时来不及调炮，就跳出去用手榴弹阻击敌人，直至敌人密密麻麻从三面包抄逼近，他连续呼叫我军炮火：“别顾我，向我开炮！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向我开炮……”最后高喊“首长同志，亲爱的战友，再见啦……”拉响手榴弹。毛烽、武兆堤将其事迹用于片中的王成身上，仅把拉响手榴弹换成了手执爆破筒冲向敌人，这是嫁接了志愿军第一位特等功臣、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烈士抱起炸药包纵身跳入敌群，由此塑造出王成无畏、勇敢和为了全局胜利宁肯牺牲个人的崇高形象。
情感作为灵魂
相对王成英雄形象的塑造，对于王文清、王芳的刻划，改编起来就顺当而便利多了。原小说《团圆》就是以这对阔别多年的父女在朝鲜战场重逢作为主要描写内容，为改编提供了颇为充分的施展空间。尤其是武兆堤、毛烽对这类对象并不陌生，他们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与王文清这样的志愿军高级指挥员，有颇多接触，甚至曾经朝夕相处。毛烽在朝鲜战场的3年里，基本都在志愿军军级政治部机关工作，对于这一职别主官的工作环境、战争生活、习惯动作，以及影片所显示的战斗中指挥若定、沉着刚毅等，都再熟悉不过。他还曾参与接待过祖国慰问团，当过慰问团长的临时秘书，感受和见证了志愿军与祖国亲人、中朝军民之间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深情厚谊。至于舍弃原著中王芳的军部报纸记者、直接改以原来文工团员身份，并对其作出生动形象地描写，更是得益于他们对文工团有着切身经历与深入了解。武兆堤投身革命后，曾辗转工作于抗大文工团、东北军政大学文工团、中南军政大学文工团，毛烽的爱人亦是文工团员，片中王芳行军途中的呱哒板宣传、祝捷庆功表演、下连队慰问炊事员临场采访、现场演唱等，都是从战争年代沿用至朝鲜前线宣传鼓动情景的真实再现。
尽管如此，他们在改编中还是精心对待。毕竟王成内容所占篇幅不足四分之一，贯串全剧成为主体的，还是王文清与失散多年的女儿王芳在朝鲜战场的重逢相认，而且小说与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需在前者提供的人物关系、故事轮廓基础上，予以充实丰富与发展升华，使之由平面叙述转化为立体表现，实现既定的改编意图。
◆1952年4月，巴金（左一）等人在朝鲜留影。
原著中的主人公是 “我”，即当时赴朝化名“老李”的巴金自己，作为来到朝鲜前线文艺工作者出现，藉以更为直接记述在战场上的所见所闻，包括转述其他人物的自叙，以及穿插议论、共鸣和感慨等，而且记述的重点在于年青而普通的志愿军战士，即原是文工团员、现为军部报纸记者的王芳，与军部派来照顾“我”的通讯员小刘。影片则将第一人称的双重叙述改为第三人称的客观描绘，主人公亦由记述对象之一的王文清，取代记述者的“我”，并以其为中心，对人物关系、故事情节、发生顺序等，重新加以整合呈现于银幕。
片中首先出场的是还在师里任政委的王文清，赶赴即将开始大战役中担负坚守无名高地重任的某团亲自坐镇，通过军长送行、与朝军联队长道别，将原著中仅是提及一下的“××山阻击战”具体化，简练交代这场关键战斗的重要意义，为新增的指挥战斗的团长张振华出现、王成英勇坚守牺牲，以及后来王文清组织宣传、王芳深情讴歌等作出铺垫。紧接着的途遇弹坑挡道，又以主动援助抬运王文清所乘坐吉普车，引出同样新增的朝鲜老大爷金正泰，特别是让王文清与王芳得以邂逅，首度照面留下难忘印象。
随之而至的敌机突然空袭，刚出医院归队路过的王成，主动救护金正泰的孙女，并与王芳意外相见，由此出现作为老工人父亲王复标以不退休支援前线慰勉子女的来信及照片，成为联接王文清与王成、王芳的纽结，英雄主义与人伦情感两条线索就此有机交织。王文清亲莅团里作战前动员，王成拿出它们作为伤未痊愈就要求参战的理由，王文清则从中得知王成就是自己寻找多年的王复标的儿子，当年做地下工作被捕后曾将女儿托付给王复标。
当它们作为王成遗物再度交到走马上任的军政治部主任王文清手中，已被炮火烧焦并沾满血迹。他从王成在照片背面的留言，获悉王芳就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女儿，但并未与之相认，而是引导王芳把哥哥英雄事迹编成节目，在庆功会上演出，促进全军向英雄学习。王芳在他督促下，踊跃到前沿阵地巡演，为掩护他人不幸负伤。送医途中金正泰踏冰涉河冒着炮火抬运，王文清赶至医院看望鼓励，并亲自到火车站送王芳等转回国内治疗。
◆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文清和王芳父女俩失散多年后相认。
直至最后，王复标随祖国慰问团来到朝鲜前线，见到亲自接待的王文清与伤愈归来的王芳，终于真情大白欣喜团圆。王复标对王芳感喟：“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王文清勉励王芳：“要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随着故事情节的衍变进展，人物情感得到充分展示。王文清与王成、王芳、王复标历经生死离别、劫后重逢，凝聚了父子、父女、兄妹等亲人情和阶级情，穿插其间的团长张振华、警卫员小刘、朝鲜老人金增泰等，则又关联部属情、士兵情、国际情，都真挚朴实而又丝丝入扣地融入影片之中，在战争和英雄背景的映衬下，更显昂扬崇高、璀璨夺目。这既是原著所秉承的巴金作品固有风格体现，擅于从家庭伦理叙事切入、突出个人情感表达，也是两位改编者有意为之，作为特定的抗美援朝战争题材，不可或缺革命英雄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弘扬，同时也注重人物情感的发掘，使之成为全片灵魂的闪光，从而赋予影片独到而鲜明的特色。
共同倾注心力
当名为《他乡遇故知》的剧本初稿，经长影艺委会讨论和厂领导审阅，报送文化部暨电影局，夏衍、陈荒煤等看后表示满意，认为改编得“很快”“很好”，几个人物也写得“很好”，生活方面比原著“有所丰富”，“革命之情”与“伦理之情”结合得“很好”，而且是“很重要”的国际题材，建议“作为一个重点片子”搞，提出片名还可用《团圆》。巴金也看了剧本，对改编予以认可。
旋即正式进入拍摄筹备，武兆堤为选择演员殚精竭虑、别出机杼。当时演过或能演部队首长的演员已有好几位，他没有简单地从中找一个现成的“王文清”，而是经陈荒煤批准并出面协调，请出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在上海投身左翼文艺运动成为电影明星、时任北影厂副厂长的田方饰演。之所以舍易求难作此抉择，乃因其既有领导资历，又富表演经验，颀长身材、微驼脊背、清癯面容、深长眼纹等外形，吻合角色所特有的饱经风霜老革命的身份，尤其是他的一双眼睛硕大而明亮，目光深邃炯炯有神，充满智慧而又满含真挚，正是表现人物坦荡宽广胸襟和深沉淳朴父爱所需要的。为弥补田方生涯没有戎马经历，武兆堤特意安排其来到王文清的原型、曾任志愿军20军89师政委、26军政治部主任、别名王汉清的王直将军身边，体验和熟悉我军高级将领的待人接物、举手投足等。在后来拍摄中，田方以深厚艺术功力和纯熟演技，将王文清形象塑造得形神兼备，具有沉稳内敛、凝重含蓄、自然朴实、亲切感人的特点，为影片增色甚多。
◆导演武兆堤在给演员说戏。
为物色王芳的饰演者，武兆堤在毛烽的帮助下，借助傅钟将军当时在总政分管文化工作便利，跑遍总政、空政、海政、铁道兵、工程兵等文工团体但无下落。后来还是因挑选拍摄《舞台姐妹》演员去过北京电影学院的上影导演谢晋引荐，找到表演系应届毕业生刘尚娴，感觉符合设想中的“战地黄花”，不仅青春秀美，而且柔中带刚。影片中她对角色的把握和表现颇为深入，将一个年青的女志愿军战士形象塑造得生动可爱，充满纯朴朝气和一定个性，成为其一份圆满的毕业实习答卷，由此进入八一电影制片厂。
王成饰演者的确定，则有一番周折。当时有4个演员竞演这一角色，武兆堤从中挑选了相貌朴实、身材中等的刘世龙，厂领导感到与想象中高大威猛的英雄形象相去甚远，认为他顶多能演个普通战士。武兆堤却以有无部队生活、特别是炮火洗礼经历最为重要，坚持使用上过战场打过仗的刘世龙，让他挑起扮演这位出场不多、中途牺牲却性格突出、影响全片的战斗英雄的重担。为不负期望演出更多兵味和英雄气质，刘世龙特意与片中通讯员小刘的扮演者刘孝国一起，到长春驻军当了3个月的兵，参加了当时正在兴起的大比武的所有项目训练，拍摄中淋漓尽致展现了人物英雄壮举的豪迈气概以及与王芳兄妹情深的亲切感人，使影片在洋溢高昂英雄主义精神的同时，又具有一种非常质朴的风格，从而深深征服了广大电影现众。
此外，武兆堤选择了曾在拍摄《平原游击队》《地下尖兵》《冰上姐妹》等影片中有过合作的郭振清、浦克、周文彬，分别饰演张团长、金正泰、王复标。他们都是老演员，虽然戏份不多，却都栩栩如生地呈现出人物的粗犷、热诚、朴实的特点。
◆《英雄儿女》拍摄现场。图中抬担架的老者是长影老艺术家浦克。
摄制组于1964年1月正式成立后，首先赶赴通化抢拍冬季外景，继而返回长影续拍内景戏，初夏时又前往辽宁本溪拍摄单装戏，尔后转入后期制作。因外景拍摄的部队运动、阵地激战等场面浩大，为营造真实效果，美工、特技、道具等部门全力以赴，还得到部队方面大力支持，调动步兵、炮兵、装甲兵等参与，演员、摄影等更是责无旁贷，以学习英雄姿态塑造英雄形象，在拍摄战斗中经受战斗洗礼。年近半百的老演员浦克，滴水成冰时节置身寒冷彻骨的激流之中，抬着躺着“伤员”的担架，步履蹒跚艰难而行。“向我开炮”一段戏只有七八分钟,却在40多度的高温下拍摄了半个月，仅饰演王成的刘世龙，就从不断爆炸、遍地燃烧的火海里，钻入钻出四五回,眉毛都烧光了，鬓发被燎去一片，胳膊也烫出了多处大泡。摄影师舒笑言不仅冒着灼热现场跟拍，而且精心使用了透视感强的广角镜头，使英雄的大无畏精神得到凸显。合成时导演又调动各种手段，大力烘托、渲染英雄形象，紧接着王成牺牲后的硝烟，运用黑白与浓淡大反差的烟云、火焰及画外音乐等，营造了浩气磅礴的歌颂式段落，片中后半部再现时，一曲荡气回肠、响遏行云的《英雄赞歌》，更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有力作用。为写好这首插曲，导演武兆堤、作曲刘炽等，特意找到时任吉林大学中文系主任、曾创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歌词的公木“援手”，以重章迭咏手法，从多角度多侧面展现了英雄壮举，讴歌了舍生取义的伟大精神。
◆《英雄儿女》电影海报。
影片摄制完成后，武兆堤带着样片赶赴北京，征询中宣部和中央军委意见。罗瑞卿、萧劲光、杨成武、许世友、傅钟、魏传统等久经沙场的将军，看了样片后“基本都是肯定的”，同时对坚守阵地等作战表现提了一些意见，并一致建议将片名《团圆》改为《英雄儿女》。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大体认可，强调父女感情方面要竭力“开朗准确”，并明确影片主题为“在革命战斗中培养新的一代”。武兆堤对影片作了修改和补拍，又经长影厂、吉林省委和中宣部审查获得通过。
影片于1965年元旦正式上映，立即引起巨大轰动，从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至普通观众一致称好。即使“文化大革命”爆发，《英雄儿女》也仍一度作为中国政府驻各国大使馆的电影招待会放映影片。在几乎所有优秀的国产影片都被禁映的1970年，为纪念抗美援朝20周年，《英雄儿女》还与《打击侵略者》《奇袭》《铁道卫士》等影片一起，获得在全国各地恢复放映机会，又一次受到广大观众普遍欢迎，至今该片仍是部队和地方列为传统教育等各类活动必荐的优秀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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