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时代》：从物化理论和异化理论解析美国梦的表象和精神内涵

《摩登时代》是伟大的默片喜剧之王卓别林1936年的作品，也是卓别林向无声电影的告别之作。其中夏尔洛的人物形象从1919年的《淘金记》、1931年的《城市之光》等作品延续至此。作为流浪汉的夏尔洛在悲情时代上演着一幕幕啼笑皆非的荒诞喜剧，正是卓别林对于1929年-1933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真实心境的体现。

卓别林用丰富的肢体语言展现出了工业时代受制于资本控制之下的落魄工人形象，通过个体形象的展现来隐喻每个底层劳动者对美国梦的精神追求，用喜剧的手法衬托出了悲剧的基调。一顶黑色礼帽，一把弯曲的拐棍，一撮滑稽的胡须的人物形象代表的正是生活中默默无闻而心怀憧憬的劳动人民，尽管属于无声电影，但通过艺术的还原与创新，我们似乎听到了影片中发出的一声声呐喊，成为艺术史上永恒的经典。

今天，我想从《摩登时代》表现出的艺术特点为切入点，详细分析一下这部影片带给我关于美国主流价值观和个人幸福与资本压榨的二元对立关系，在喜剧的表象下蕴含着无尽的悲剧色彩振聋发聩，读懂了本片也就能体会卓别林散发出无穷魅力的原因。

01、浓缩真实生活经历的黑色幽默利用夸张的讽刺效果营造“囧途”中的喜剧场景，以喜与悲的方式开创属于卓别林的喜剧时代卓别林电影中始终将爱情作为永恒的话题，并不是因为爱情会带来更多的喜剧元素，而是源于他一生对爱的渴求。影片中夏尔洛和孤女无父无母，浪迹天涯，他们惺惺相惜背后正是卓别林生活的真实写照。

父亲早亡，母亲精神失常的家庭环境并没有给卓别林足够的爱，从14岁时他就加入了剧团，尝尽了人间冷暖。事业的成功让他逐渐享受到了成功的喜悦，但生活中的爱情却并非一帆风顺。他曾和女友琼·巴里曾有过一个孩子，经过亲子鉴定却与卓别林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由此构成卓别林一生的痛，直到54三岁时遇到了18岁的乌娜，他才寻找到了多年缺失的爱情。本片中夏尔洛的形象其实正是卓别林向世界呼唤爱的间接表达，而孤女则是他心目中完美女性的化身。

本片一如既往保持着卓别林黑色幽默的艺术特点，所有的细节却都源于卓别林的日常生活，唯有不同的是，他融入了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历史背景，让人物在经济窘迫之余加强了影片思想的深度。影片中工厂监视的大屏幕无处不在，从流水线到休息室再到厕所，卓别林通过营造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反映出扭曲的人际关系，所以当夏尔洛在流水线上精神失常，见到六边形的东西便用扳手去扭时，观众会自然而然联想到职业特点和病态取向，这种夸张的表现手法加强了影片的现实感，与夏尔洛夸张的形体表达相得益彰，互为补充。

本片中的“摩登时代”一语双关，看似强调工业时代的来临让生活变得时尚便利，但实际上讽刺的却是生产力的提高没有解决人们内心无法抒发的情感以及苦闷的心理状态。卓别林不断运用反讽的效果展现夏尔洛的囧途之旅，这趟旅途不仅是生活的一段偶然插曲，更是人们探求心灵归宿的必然过程。

卓别林的喜剧天赋并不是单单指代他可以引发观众的欢乐，而是他能够平衡电影中的喜剧和悲剧元素。让观众在喜剧的氛围中感受到悲剧感的荒凉与可笑，笑中带泪、泪中带笑其实才是喜剧的最高境界，也是卓别林的人生目标。夏尔洛在第一次遇到孤女时就毫无保留地帮助了他，温暖和善良的天性让人物形象瞬间饱满，当他们在囚车上再次相遇时，相同的遭遇不仅让他们心贴的更近，还强化了他们对于幸福生活的憧憬程度。

从幻想到现实的画面反差其实是从喜剧到悲剧的呈现过程，即使身无分文，他们依然快乐无比，但当他们以为幸福生活马上就要来临时，剧情却突然急转直下，孤女被警察发现要被抓走。这种喜剧元素包裹悲剧内核的方式在卓别林电影中屡见不鲜，其核心仍然是探究现代人的生存困境问题。

影片通过小人物的视角将社会中种种不公平的丑恶揭露出来，比如夏尔洛被警察抓进监狱，却因为误食别人私藏的毒品而精神失常，阴差阳错地救下了阻止犯人逃狱的警察，由此得到了警察署长的特赦，还为其亲自写下了工作推荐信。这种反差式的情节编排说明夏尔洛不能凭借个人意志生存，而只能依附于权贵才有活下去的可能。但当他和孤女面临警察追捕时，夏尔洛又不断地鼓励孤女不要放弃活下去的勇气，嘴角要保持微笑的姿态，这表现出绝望之中的乐观态度，只有拥有了这份勇气，生活才能充满希望。

本片运用了大量镜头拍摄全景，对此卓别林曾解释“用特写镜头看生活，生活是一个悲剧，但用长镜头看生活，生活则是一个喜剧”，很显然大量的全景镜头为了表现出一种豁达的人生观，但聚焦到每个故事，我们却能发现浓郁无法消散的悲剧内核，这种以喜寓悲的方式让观众感受到独属于小人物的欢乐和悲伤，由此开创了属于卓别林的喜剧时代。

02、从羊群到人群的物化过程揭示美国主流价值观取向，多重隐喻映射美国梦的精神追求影片第一幕是一群羊，随后用蒙太奇拼接上了人们从地下通道涌出的画面，这个画面看似简单，但其实有着极强的隐喻色彩。从被奴役的动物到被奴役的人群表达出人类已经日益沦为社会奴役的工具，与思想空洞的羊群并不差异。这个过程可以用“物化”理论来进行解释。

曾有“西方马克思”的匈牙利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卢卡奇最早提出物化理论，强调“人自己的活动，自己的劳动成为某种客观的独立于人的东西，成为凭借某种与人相异化的自发活动而支配人的东西”。简单点讲就是人可以脱离阶级属性自由劳动，不用为任何资本劳动。

卓别林深受物化理论的影响，他用夸张而略带讽刺的影像表现手法展现出工业化时代中工人阶级被资本家们无情剥削和压迫的无奈现实，夏尔洛在转动的齿轮面前犹如自己正在扭动的螺丝钉，他永远只能处于被奴役的状态之中。当失业时，他食不果腹，甚至向往在监狱的生活，因为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午餐，不用被强迫劳动。而当他听说工厂已经复工时，脸上那份难以掩饰的喜悦更说明劳动已经不再单单是个人的乐趣，而是成为生活的一种必须。他通过劳动希望给孤女带来更好的生活条件，这其中暗含着迎合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取向。

美国价值观主要体现在开拓精神和个人主义这两个层面上。从19世纪西进运动开始，无数扩荒者开垦土地，挖掘黄金，尽管一个世纪过去了，本片中呈现出的依然是淘金者们对技术的狂热迷恋和执着。巨大的发动机和不断转动的仪表代表着美国工业发展的趋势，经理说“发动机象征着无限可能”。

在大萧条时期，这种思想不减反增，甚至有人认为只有发展出不受束缚的科技才能解决社会中普遍出现的问题。于是自动吃饭机器这种荒谬可笑的发明奇妙的登场，将夏尔洛如同动物一样喂食，丝毫不关心人类享受的需求。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这个机器不实用”。影片利用滑稽的表演和冷酷的机器营造出了不和谐的荒诞喜感，其中隐含着对科技狂热的嘲讽。

个人主义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就已出现，“随着身份日趋平等，大量的个人随之出现。他们拥有的这些财富和权力，虽然难以对其他同胞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但却能让他们从此远 离缺衣少食的状态。他们不会辜负他人，也不会有求于他人。他们更习惯于独立思考。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才能真正把握住自己的命运”。

在被机器控制的时代里，个人主义没有了生存的土壤，本片中受到束缚的个人主义无处不在，从羊群到人群不断处于监控之中，每个人失去了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沦为了如同羊群一样任人宰割的状态。夏尔洛面对生存的困境其实也在尝试不同的行业，但到头来他发现所有的行业都面临同样的结果，这说明个人能动性受制于时代的发展，不能脱离趋势的控制，更让夏尔洛成为个人主义的典型代表，由此构成了美国梦的人物隐喻。

当夏尔洛看到一位中产阶级家庭温馨的送别场景时，他产生了和孤女幸福生活的白日梦，这其实就是美国梦的一种隐喻，他幻想奶牛会从传送带运到家门口，自己什么时候想喝牛奶在门口一挤便出。这其实就是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的消费升级，但这种理想化的生活与现实中机器取代人类导致的失业以及人类由于压迫产生的精神癔症形成鲜明反差，由此表明梦想的遥不可及，根源在于经济大萧条导致的理想化生活破灭。

在夏尔洛应聘的百货商场里有一句标语“给女性她们需要的商品”，这里通过女性对家庭的控制权隐喻生活中女性冲动性的购买行为，商场里琳琅满目的物品让孤女流连忘返，更不用说那些有钱的富家太太，表明财富自由带来的经济独立和美国梦的实现。

美国消费运动理论倡导者凯伦曾写过“在美国，消费者的优先权是被普遍接受的假定。美国梦其实就是美国人作为消费者的梦想，美国历史就是美国人民为实现消费梦想而不断奋斗的过程”，卓别林把夏尔洛的白日梦和消费者权益紧紧捆绑在一起，隐喻底层人民对美国梦的精神追求。

03、借用剩余价值与异化劳动的外壳揭示个人幸福与资本压榨的二元对立关系，呼唤善良人性的回归剩余价值反映出的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剩余价值的来源即为工人生产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那部分价值。异化理论揭露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劳动现象的本质，其中的“异化”即指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工人之间、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关系加深），也指劳动者与产品之间的异化（价值剥削程度深），还指劳动者自身的异化（人不想劳动却被迫劳动）。夏尔洛在工作中遇到的种种遭遇正是剩余价值和异化劳动的鲜活展示。

夏尔洛生产的产品越多，自己得到的就会越少，劳动价值就越贬值。夏尔洛的劳动其实是一种摧残和压迫，他被剥夺了自由，成为机器的奴隶。只要夏尔洛稍不留神，整个生产线就会因为他的失误而被迫停产，管理者的责骂和罚薪就成为必然。这些案例一方面反映出劳动者对自由的向往，另一方面说明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由此启发我们思考现代工业文明的剥削本质。

个人幸福和资本压榨之间始终处于二元对立的关系。夏尔洛经历过与机器和人的反抗和挣扎之后，却无奈地服从于这种统治，本身说明劳动者无法逃脱被异化的命运，在工业时代他们只能成为机械工业的组成部分，丧失自己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其中蕴含着卓别林对社会的批判和理解，讽刺资本家贪婪的同时也呼唤对善良人性的回归。

影片中的夏尔洛对孤女总有一种温暖的人道主义关怀。在商场中，夏尔洛将柔软的床让给孤女，自己在销售柜上睡了一晚。当获得工作机会之后，夏尔洛想到的不是个人艰辛如常的劳动，而是可以给孤女营造一个温馨浪漫的家庭氛围，他总是将个人的需求放在最后，优先想到孤女的幸福，这种理想化的表现手法正是卓别林对于善良人性的期许。

与此相对的是，善良人性总与冰冷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当夏尔洛返回工厂，劳动再次出现了异化过程，这种剩余价值的压榨不仅存在于身体的剥削，还在于精神状态的剥夺。老板只考虑如何取得最大价值，而忽略了劳动者休息的权利，他们将工人视为机械的延伸，缺乏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关怀，这与夏尔洛的天真善良构成鲜明反差。

夏尔洛呈现出的唐吉坷德式的荒唐幽默渲染出强烈的讽刺效果，当他和工友们被卷入到机器之中，随着机器的转动而转动时，更彰显出劳动者被操控和肢解的情况，象征着工业时代人类服从于机械化生产而忽视内在情感的麻木状态。这种压榨的程度越深，带给观众的震撼效果越强，对善良人性的回归心态也越明显。电影主题由此升华，通过压榨的表象表达出对资本主义的痛恨无奈和对善良人性的强烈渴求。

卓别林利用丰富的表情和动作，将夏尔洛身上的乐观与尊严通过诙谐幽默的方式表现出来，通过物化理论、异化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剥削，折射底层人民映射美国梦的精神追求和对善良人性的回归。卓别林用流浪者笑对人生的方式映射社会现实和人间百态，其中充满了对人性的思考和拷问，安德烈·巴赞评论这部电影“称得上是唯一充分再现了20世纪人类面对社会和技术机械时的仿徨感的电影寓言”并不无道理。

标签： 匈牙利电影观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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