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份，伯格曼经历了人生中最为严重的”逃税风波”，直接被两个便衣警察以偷逃所得税的名义拘捕，原因是伯格曼1970年瑞典公司和瑞士子公司之间有笔50万克朗的交易未交税（该笔费用主要用于支付外籍演员的薪资），虽然随后被特别检察官取消了控诉，只是作为普通的税务纠纷处理，但却给伯格曼身体和心灵造成严重打击，以致于他患上严重的抑郁症，在卡洛琳医院的心理诊疗部门接受了长时间的康复治疗。
就在此时，伯格曼脑中突然出现了一个灵感，想要拍摄一部反映母女关系的电影，于是成为了《秋日奏鸣曲》拍摄创作的初衷，而在此之前的《呼喊与细语》在戛纳电影节参展时，瑞典国内最富盛名的好莱坞影星英格丽·褒曼就明确表达过想要和英格玛·伯格曼合作的强烈意愿。两人的英文名字首字母完全相同，本应该心有灵犀互有默契，然而在拍摄的过程中，一方面由于伯格曼厌烦了瑞典的环境移师挪威进行拍摄，另一方面对英格丽·褒曼并不熟络，导致伯格曼在整体掌控上顾此失彼，全部精力放到了“训导”褒曼身上，而在很多方面欠缺指挥，最终影片上映票房和口碑都不尽如人意，其中一个原因还在于伯格曼没有勇敢深度挖掘影片更为深刻的内涵，而英格丽·褒曼才华横溢的表演也没有充分为影片增光添彩，不得不说有些遗憾。
《秋日奏鸣曲》整体来说并不算典型意义上的伯格曼作品，反映出伯格曼当时身心俱疲的创作状态，伯格曼更想通过这样一部母女沟通障碍的作品探究他们矛盾的本源，从夫妻关系逐渐过渡到了具体的母女关系，反映出伯格曼在生命最彷徨时期对母亲的无尽思念，尽管影片主题略显悲伤，但其仍然隐含着两代人深深隔膜的深层原因，这种原因自始至终如同一个难题困扰着伯格曼，他并没有给出问题解决的答案，而将解谜的任务留给了观众，启发观众去探究问题产生的本源。
今天，我想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探究下母女关系形成的根源，解析下家庭生活中关系缺位导致的“人格障碍”。
01、谜题式的悬念铺设引入对真实自我的探究，母女冲突强化“心理病”，表象为女儿的讨好型人格，根源在于母亲的失职影片以女儿的邀请信开始，以致歉信结尾，形成了结构工整的首尾呼应，并形成谜题式的悬念吸引观众探究其原因。母亲夏洛特是一位国际知名钢琴家，女儿伊娃在乡间居住，有着和谐的家庭，另一个女儿海伦娜则存在口齿不清的疾病，始终需要伊娃的照料。故事围绕母亲的到访与回忆逐渐展开。
伯格曼在影片中仍然希望用“梦境形式”来探究母女之间隔阂的深层原因，母亲夏洛特和两个女儿之间有着层层障碍，整个故事更像是母女之间对话语权的争夺。伊娃看似家庭幸福，但背后却存在极深的自卑感，很大程度上与母亲在家庭中的缺位有关。
伊娃曾经有一段爆发式的自述表达出对母亲失职的指责“我有点驼背，你就让我练习体操，你觉得我的头发太长了，就把它剪短，剪得很丑; 你又觉得我牙不齐，就让我戴上牙箍，让我看起来像个怪物; 你说我不能再穿着裤子跑来跑去，不问我是否愿意，就给我做了裙子，你给我书让我读，但我读不懂，一遍一遍看不懂; 然后，你和我讨论，你自己长篇大论，我头脑却一片空白”。
母亲终日沉浸在自我的艺术世界里，忽视了女儿和丈夫的存在，逃避家庭赋予的责任，直接导致了亲情的丧失。更为重要的一点则是批评性教育的不当使用，在伊娃眼中，母亲代表着绝对的权威，不怒则刚。而当她在家时，则让原本就胆小怯懦的伊娃无地自容，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不敢表现真实的自我，用一个“伪装者”取得母亲的信任，表现出讨好型人格的典型特征。
为了让夏洛特接纳自己，伊娃抹掉自我的标志，做一切可以让母亲开心的事情，试图用乖巧的行为讨好母亲，这是典型的讨好型人格。她将仇恨隐藏起来，转化为长期压抑形成的噩梦，生活中她不断地咬自己的指甲，拔自己的头发，感觉自己马上就要疯掉。这种畸形的心理发展过程让伊娃痛不欲生，以至于在成年之后依然处于母亲的高压之下毫无喘息的机会。
母亲的失职夺走了本应属于儿童的天真烂漫、无忧无虑，在伯格曼电影《犹在镜中》曾将上帝形象幻化为一只毒蜘蛛，在本片中，母亲形象与毒蜘蛛无异，她用语言和行为一次次伤害伊娃和海伦娜，而在《呼喊与细语》中未曾出现的母亲形象与本片中形象具体的母亲具有同样的功能性指代，她们由于不合格的母亲责任导致女儿人格发育不完全，表象便是没有自我和不懂得如何去爱。
伊娃在自己的第一本书中写道“我最大的障碍是不知道自己是谁，我盲目地摸索，如果有人爱真实的我，也许我会有勇气正视自己，但对我来说，这种可能性很小”。
在成年之后，伊娃的一个典型表现便是丧失了爱的能力，她对丈夫说：我谁都没有爱过。在恬静温柔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茫然而卑微的憎恨之心，母亲的这次旅程其实就是伊娃找回自我的过程，方式就是夺回属于自己的话语权，可惜却以失败告终。
影片中有长达40分钟的母女冲突爆发来强调“心理病”，其中伊娃的一句话很有分量“所有敏感而细腻的东西，你都要伤害，所有有生命的东西，你都要扼杀”，伤害的是爱的情感，扼杀的是生命的自由，这两种世间最为宝贵的财富对一个孩子来说弥足珍贵，这不禁让我们想到《何以为家》中小男孩赞恩的控诉”既然父母无法承担抚养的责任，那为什么还要生下那么多孩子？”，显然伯格曼想要强调的是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父母既然赐予了孩子生命，就应该以全部的爱呵护孩子健康的成长。身体的健康绝不等同于心理的健康，父母的存在也不等于履行好了应尽的指责，伊娃讨好型人格的形成根源在于母亲的失职，只有自愈好自身的创伤，才有可能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给他人带来温暖和阳光。
02、从弗洛伊德的厄勒克特拉情结到拉康的俄狄浦斯镜像结构，海伦娜心智发育不全的原因探究夏洛特失职的表现在体现在对女儿海伦娜的不管不顾上。海伦娜长期卧病在床，丧失了语言能力，可以看做母亲的另一个“牺牲品”，其中蕴含着弗洛依德精神分析理论中的厄勒克特拉情结和拉康的俄狄浦斯镜像结构，体现为海伦娜与母亲对父爱的争夺。
在弗洛依德看来，儿童对父母具有天然的依赖，主要由无意识的爱和敌意欲望构成，厄勒克特拉情结也被称为恋父情结，在海伦娜成长阶段，父亲成为了“性欲期”最主要的幻想对象，母亲则成为敌视的目标。海伦娜内心不断地与夏洛特争夺父亲之爱，但影片却以夏洛特和父亲雷奥纳多的离开为终结，此后再未见过海伦娜。海伦娜此时的恋父情节被激化，一个典型特点便是语言功能的退化。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语言就是思想本身，在语言的背后并不存在任何隐藏的思想需要表达，因此不是人在说话，而是语言在说话”。海伦娜的失语与母亲在家庭关系中处于话语权的中心有关，此时，其他所有的成员都处于失语的状态，女儿对父亲的欲望被压抑，无法从达到自我认同的状态，而母亲的强势状态更加深了这一认知，由此让海伦娜成为游离在秩序之外的疯狂呼叫者，心智上永远无法长大，在这一关系中，母亲作为巨大的障碍成为这一矛盾关系的最主要推手。
在拉康的镜像理论中有关于弗洛伊德俄狄浦斯情结的演化，他把俄狄浦斯情结构化，脱离了时空偶然性而存在，指出儿童在成为自己本身之前认同的对手并非自己，而是他者，为了成为真正的自己，他需要舍弃自己，刻上与他人相互矛盾的本源性裂痕，就像俄狄浦斯一样，不能以自身来度过一生，主体在构成自己原型的那个初始地方形成了。由此可知，海伦娜始终没有形成主体，很大程度上与他者的缺失密不可分。
语言隔断了海伦娜与现实世界的联系，人类之所以存在时，全凭借语言的符号功能。拉康说“无意识像语言那样结构起来，无意识的运作规则和语法规则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海伦娜只能从喉咙里发出毫无象征效果的声音，奇怪的是全世界唯一可以听懂的只有她的姐姐伊娃，这种强烈的指代效果表明语言起到的就是表达内心的作用。伊娃和海伦娜在同样的环境中长大，她们经历了相似的童年，所以可以心领神会，强调了家庭环境对于儿童成长起到的决定性作用，父母的缺失也是海伦娜心智发育不全的根本原因。
03、母亲作为独立女性通过进入公共领域追求自我价值，母性光辉与价值追寻诠释出女性内心的二元悖论伊娃和海伦娜都深受母亲的影响，但母亲为何会全然不顾家庭而远走他乡？一个原因是她对于艺术生涯的追求。她常年在世界各地演出，在事业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由此引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拼搏是否应该以牺牲家庭幸福为代价?
夏洛特是世界知名的钢琴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女性仍然处于弱势地位，更多承担的是照顾家庭的重任，为了区分家庭和社会职责，德国学者哈贝马斯曾经提出一个专有名词“公共领域”。
在十八世纪欧洲的咖啡馆、俱乐部、沙龙里，人们往往就某些公共问题各抒己见，成为了政治重要权利的合法性基础，在此基础上延伸出公共领域的含义：民主、平等、自由讨论问题权利的空间。对于夏洛特来说，她追求自我价值的完全实现，因此她长期忍受着孤独与寂寞，放弃履行母亲的职责，试图在“公共领域”获得属于女性的一席之地。
当夏洛特重回家庭之后出现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将社会压力通过不当的教育方式转嫁给了自己的女儿，体现出母性光辉与价值追寻之间的二元悖论效果。这两者存在天然的对立关系，女性在事业上投入过多精力，必然会损害家庭教育与亲子关系。当夏洛特从公共领域转移回私人领域，她的专注度仍然停留在事业层面，让伊娃练体操、强行剪发、强迫流产，逼迫其做不喜欢的事情，都是独立女性在事业发展中形成的价值观体系，但运用到家庭之中违背了母性光辉，直接导致女儿们人格障碍的形成。
夏洛特事业成功，但她的人生却充满了困惑，她问经纪人“为什么我能够感情充沛地演奏钢琴作品，却对爱一无所知呢？”答案便是她的家庭同样没有给予她足够的爱，这种缺爱的表演以“遗传”的方式在不同的家庭周而复始地循环着，构成了悲剧的再次发生。夏洛特一味地想要向他人索取爱而不知道如何付出，这与伯格曼自身的经历如出一辙。
伯格曼曾在《魔灯》中写道“我不相信任何人，也不爱任何人，我只关心我自己，我对自己私人生活印象不深。要想回想起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我得先回想我拍的影片或戏剧。几个孩子哪年出生的，现在几岁，我都不太记得”，可以发现，夏洛特的形象就是作为艺术家的伯格曼的化身，伯格曼将性别歧视放到了作品中，想要深入探究社会和家庭对于子女的深层次影响，而解决方式同样简单：学习如何去爱自己身边的人。
影片结尾，夏洛特听到了伊娃信中寄予的深切关怀和道歉，反省者不是母亲而是伊娃，其中蕴含着“女儿给予母亲心声”这个崭新的概念，女性追求自身价值本身并没有错误，但不能以放弃家庭责任为代价，更不能牺牲掉子女们的幸福生活。不过有些惋惜的是，伯格曼遮蔽了造成女性悲剧的真正根源，而用大团圆结局来强行结尾，显然是一种力不从心的表现。对于这一问题，他也曾做出过深思“我有去挖掘，但不是铲子断了，便是我不敢再往下深挖，或是我没有力气再挖了，或根本就是我不知道是否该再向下深掘。反正，我停下来了，不愿再继续那个令人伤神的动作，并宣称我已心满意足”。
《秋日奏鸣曲》通过发生在金秋的一个悲情故事，揭示了母爱对于子女成长的重要含义，两个成年女儿的“失语”与母亲责任的失位密不可分，母亲近乎残暴的语言掠夺和戕害，构成伊娃和海伦娜自我认知的巨大障碍，失去了自我和爱的能力。影片更深层的一点在于对平等女权地位的呼唤，尽管声浪很小，但仍能体会到伯格曼的良苦用心。女性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更要重视宝贵的亲情，不要让孩子成为价值追寻过程中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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