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我们来读的是刚刚获得金布克文学奖的小说《英国病人》。布克奖，The Booker Prize，是当代英语小说界的最高奖项，每年从全世界用英语写作的小说中评选一部最佳作品。而金布克奖是主办方为了纪念布克奖创办50周年，在2018年特别设立的一项大奖，评选的是半个世纪以来最好的一部布克奖得奖作品。这项桂冠被加拿大小说家迈克尔·翁达杰的《英国病人》一举摘取。
翁达杰的小说创作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对世界主义题材非常关注，二是语言具有浓厚的诗性气质。翁达杰对世界主义题材的关注，跟他的成长环境有关。1943年，翁达杰出生于斯里兰卡一个富裕的农场主家庭，家族血统复杂。翁达杰从小就跟着家庭一路迁徙，少年时代在英国居住，十九岁去加拿大读大学。而翁达杰语言中的诗性主要来自他的诗人身份，翁达杰早年以诗歌创作惊艳文坛，是加拿大重要的现代主义诗人。从70年代起，翁达杰开始涉猎小说，并以这本《英国病人》获得世界性的声誉。小说的出版，跨越了语言、民族和国家的界限，似乎在某种意义上，替书中的主人公实现了他们未竟的心愿。在小说中，男主人公艾尔麦西曾说：“我全部的渴望就是走在一个没有地图的地球上。”这句话听起来不大好理解，但请你留意这句话，因为在听完完整解读后，你会对这句话有更深切的领会。
《英国病人》到底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在金布克奖的领奖台上，翁达杰说，这部长篇小说的一切都“开始于一位烧伤病人和一位护士的夜间对话”。故事发生在1945年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的一幢山区别墅里，别墅里本来驻扎着野战医院，但随着战线的推移，医院离开了这里，只留下烧伤病人和护士。这个烧伤病人失去了记忆，不知道自己是谁，大家以为他是英国人，就叫他“英国病人”。后来，别墅里又来了一个被切掉拇指的小偷和一个神秘的印度士兵，四个人因缘际会，组成了“战争受害者”组合。
那么，这四个人身上分别背负着怎样的故事？战争如何摧毁了他们的身体和心灵？作者翁达杰并没有像普通作家那样，按时间顺序把每个人的故事讲一遍，而是抛出一个又一个碎片式的线索，让读者自己去寻找答案。这种写法非常高级，因为如果你能把散落在不同章节的信息拼凑起来、解开谜题，不仅能得到一个完整的好故事，还能在阅读中获得极大的智力快感。比如，我们前面提到故事发生在1945年，其实这个时间信息作者并没有明确给出，小说开始十多页后，作者才偶然提到：那些家具因为被淋湿，没有在1945年4月撤兵时的大火里受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也努力尝试保持原书风格，一点点把这个复杂的故事拼起来。
小说刚开始，我们还没来得及知道英国病人和护士的名字，别墅就闯入了一个不速之客，小偷卡拉瓦乔。他在战时因为一技之长被招募，从事某种有情报局背景的秘密行动。他的出现，一下子带来了好几条重要信息。比如，我们终于知道了护士的名字，她叫安娜，是个加拿大人，小的时候认识卡拉瓦乔。再比如，卡拉瓦乔发现躺在床上的那位英国病人非常可疑。他知道有一个考古学家，帮助德军间谍穿越沙漠进入开罗，那个人跟烧伤病人一样，地理知识丰富得不可思议，熟知历史和各种语言。小说就这样慢慢展开，变得越来越丰富。烧伤病人神志不清的零碎回忆，卡拉瓦乔注射麻醉剂后有点过敏的思绪……从这些最微弱的信息开始，如同水滴落到纸上浸润、渗透、蔓延开来，整个故事图景逐渐呈现，越来越清晰。
英国病人的身份一点点被揭开——原来他是艾尔麦西伯爵，一个匈牙利人，在以伦敦皇家地理学会为中心的小圈子里赫赫有名，算得上沙漠考古学界的大人物。他和他的同伴们在撒哈拉沙漠最荒凉的东部探险，时间长达十年，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扎苏拉绿洲。有一天，他们的考古小团队中加入了一对刚从牛津毕业的年轻夫妻，克利夫顿和凯瑟琳。克利夫顿有一架双人座飞机，这是他们俩能加入小团体的主要原因，有了飞机，团队就有机会去考察沙漠中遥远的地区。
过了好久，艾尔麦西才发现自己和凯瑟琳相爱了。他们俩发现彼此相爱的整个过程，作者写得十分动人。起初，艾尔麦西注意到凯瑟琳有一种不可征服的表情，“看上去像是轻蔑”，而凯瑟琳则梦见艾尔麦西正在伤害自己。他们谁也说不清是谁先诱惑了谁，只记得当时自己甚至都有点憎恨对方。后来，凯瑟琳来向艾尔麦西借书，借他那本总是带在身边的《历史》，这本书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伟大著作，记载了公元前六至五世纪波斯帝国和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在西方，这本书被认为是最早的一部历史著作。艾尔麦西和凯瑟琳在开罗一条卖鹦鹉的街道上见面，站在鸟儿们中间，凯瑟琳说：“如果我把我的生命给你，你会扔掉的。对不对？”
前面我们讲到的这些场景和话语，分散在不同章节和段落中，有些甚至没有明显的时间标记，读者很难捋出一条时间线索来。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写作技巧，作者不主动提供标志性的符号，故事的叙述视角也不断变动，读者分不清是谁在讲述。是烧伤病人艾尔麦西在半昏迷状态中的呓语？是卡拉瓦乔对艾尔麦西的询问记录？或者，是女护士安娜无数天聆听累积而成的印象？它们是模糊不清的记忆和感受，悬浮在凌乱的时间线上，但它们又异常清晰，因为翁达杰以一个天才诗人的笔触，简单而精准地勾勒那些场景和对话，让它们在混沌中凸显出来。
凯瑟琳是一个容易受文字感染的女人，她甚至会被自己朗诵的诗歌感动，会受到自己朗读的《历史》这本书的片段的暗示和驱动，会为艾尔麦西写在书页边上的句子动心。艾尔麦西却本能地抗拒语言的魅惑。这里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他们俩整个情感发展过程中，所有至关重要的“台词”都是由凯瑟琳说出口的。比如，她勇敢地跨出第一步，对艾尔麦西说：“我要你吃了我。”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掀起了戏剧性的高潮。这种句子正是每个作家都梦寐以求的，而翁达杰在小说中似乎随意抛洒着这样的句子。
艾尔麦西和凯瑟琳后来决定分手，不再相见，表面上是因为这样的偷情不符合伦理，让他们总是陷入自责，但艾尔麦西自己也说过，他们俩都是不受伦理约束的人。他们俩决定分手，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凯瑟琳，她害怕自己的丈夫。为什么是害怕？作者又一次把重要信息悄悄地塞给了读者。原来，凯瑟琳的丈夫克利夫顿是情报局的人，而且在那个考古小团队中，早就有一个隐瞒身份的情报局特工。情报局关注这个沙漠冒险队确实合情合理，因为当时世界大战即将爆发，那片无人知晓的沙漠即将成为两军对垒的战场，从前只有艾尔麦西和他那几个朋友关心的沙漠地理知识，现在成了国家利益攸关的信息。
小偷卡拉瓦乔也是情报局的人，他告诉艾尔麦西，其实情报局早就知道他和凯瑟琳的私下恋情。终于，凯瑟琳的丈夫克利夫顿也发现了这段恋情，他不堪打击，决定策划一起让三个人同归于尽的事故。他驾驶飞机，带着凯瑟琳，在降落时冲向艾尔麦西，但飞机提前撞到了地面上。艾尔麦西抱出奄奄一息的凯瑟琳，把她放置到一个山洞里，连夜徒步穿越沙漠，绝望地试图挽救凯瑟琳。但是沙漠早已变成了战场，他先是被英军当作可疑分子逮捕，随后又落到德国军队手中。为了拯救凯瑟琳，他跟德国人做了交易，用自己的沙漠知识来交换德军的汽车和油料。他帮助德国间谍穿越沙漠，进入开罗，完成了一项德国人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德国人没有食言，给了他汽车。
艾尔麦西驾驶汽车进入沙漠，他要去找凯瑟琳，虽然时间已过去大半年，理论上凯瑟琳早就应该死了。汽车在沙漠中爆炸了，是英国情报局动的手脚，他们派卡拉瓦乔在汽车上安装了炸弹，他们认为，谋杀情报人员克利夫顿的就是艾尔麦西。艾尔麦西从炸翻的汽车中脱身，徒步找到了那个洞穴，他一年前把空难后重伤的凯瑟琳安置在洞中，发誓一定要回来救她。故事讲到这里，进入了现实和幻觉交织的世界，几乎开始带上了某种神话色彩。艾尔麦西似乎能跟早已死去的凯瑟琳心灵相通，他们在洞穴中进行了一场心灵对话。
艾尔麦西和凯瑟琳的悲剧故事，不仅关乎爱情，更关乎“个体的人和公共的人之间那场永远的战争”。这句话是女护士安娜在小说快到结尾时说的，出现在一封书信中。它其实是说，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战争，每个人都在这场战争中承受了巨大的伤痛和失败。在故事的主线中，艾尔麦西和凯瑟琳的爱情不得不在战争中结束，而卡拉瓦乔这个为读者提供重要线索的人物，这个从前快乐多情、自由自在、讨人喜欢的小偷，加入了世界大战的英国阵营，当了一名间谍，被德军情报机关抓获，被严刑逼供，被切掉了两个拇指。
我们前面提到别墅里还有一个神秘的印度士兵，在他的故事里，我们将看到，除了带来直接的伤痛，战争中暴露出的种族隔阂同样令人心碎。这个印度士兵叫基普，是英国军队里的扫雷兵，负责清除地雷。由于天赋，他被一个英国军官看中，进入扫雷实验小组，专门负责研究排除那些重新设计引爆装置的德国地雷。英国军官和基普亲如父子，但作者翁达杰却在一次采访中说：虽然军官对基普充满情感，照顾有加，但从一个更大层面上来看，读者也不一定能把他当作好人。因为不管军官对基普有多好，他实际上都不断地把基普送到了死亡边缘。
军官在一次拆弹任务中丧生，基普与英国军队在个人情感方面的联结就此松动，他独自来到意大利战场，加入这里的拆弹部队。在这里，他和女护士安娜相爱。这是一对纯朴的、充满善意的恋人，看起来可能会有一个美好未来。可是有一天，基普打开收音机，听到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美军在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他内心的某种平衡被打破了。他是个印度锡克族人，英国人对他的故乡实施殖民统治，他却加入英国军队，心甘情愿地从事最危险的工作。原子弹爆炸让他意识到，他原本以为有意义的工作，实际上毫无意义；他原本愿意为之献身的事业，其实没有什么价值；他以为他可以和安娜自由自在地相爱，这时候却忽然意识到在他们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沟堑，就是种族之间的隔阂。基普内心受到的冲击，卡拉瓦乔完全理解。书中说：“他知道这个年轻的士兵是对的。他们永远不会把这样一个炸弹扔到一个白人的国家里。”基普意识到种族隔阂之后，再也不能做一个英军扫雷兵，也再也不能跟安娜继续相爱，他独自骑着摩托离开了部队，离开了安娜。
护士安娜是小说贯穿始终的人物。小说开头，作者翁达杰就告诉读者，在战地医院的工作，使安娜精神上受到严重摧残，她开始怀疑战争中究竟是否存在正义的一方。可以说，安娜以个人方式退出了那场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她决定不跟随战地医院转移，继续在山区别墅中照顾英国病人。读者看到最后才知道，安娜之所以选择一位烧伤病人来照顾，是因为她的父亲在战争中被烧死。因为巨大的精神创伤，她把自己缩进了一个壳里。父亲的老朋友卡拉瓦乔来到别墅，锡克族士兵基普也来了，他们给安娜带来人性温暖，基普甚至给安娜带来爱情。但最终，基普还是选择离她而去，安娜仍然不得不独自战斗，加入先前所说的那场“个体的人和公共的人之间的永恒战争”。
我们把整部《英国病人》的碎片化叙述拼接起来，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不过，在这部小说中，与“写什么”同等重要的问题是“怎么写”。在叙事艺术上的特色，构成了《英国病人》在所有布克奖作品中脱颖而出的关键。
首先，翁达杰在小说中编织了一个视野广阔、规模宏大的故事，故事中的每个人物都有着非常充分的背景故事，他们不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道具，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但是，小说的叙述完全不是线性的，甚至也不是多条线索共同讲述，故事并没有在时间线上次第展开，整部小说通过不断的对话、回忆和想象，展现了发生在不同时空的片断场景和对话。所有这些片断散布在小说的十个章节中，它们互相拼接，层层叠加覆盖，某个呓语中出现的名字，读者要到几十页后才知道那究竟是谁，一句酒后醉话，隔了两三个章节，读者才能发现其真正含义。阅读这部小说，读者需要十分缓慢，小心翼翼，不轻易放过一个词语，因为每个词语都隐藏着人物命运的秘密。
其次，它是一部文体复杂多彩、充满诗意的小说。我们前面说过，小说充满了各种回忆想象的片段，这些意象和词句的碎片在翁达杰笔下闪闪发光，它们抒情节制、简练动人。比如，小说形容安娜脱下鞋，敞开衣领，松开袖子，卷到胳膊上，有种“甜美的凌乱”，仅用了一对矛盾修辞，就让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翁达杰在小说中植入了很多大师作品的片段，包括希罗多德、诺奖得主吉卜林和司汤达。引用它们，不只是因为小说中的人在阅读或者在聆听它们，更因为它们引导故事发展，赋予其不同寻常的意义。它们也常常在叙述结构上起作用，比如小说在将要转入战争情节前，便让人物阅读了一段《帕尔马修道院》，把引文当作情节转换的过渡段落。因为如果读者熟悉《帕尔马修道院》，就知道司汤达在那部小说开头，用相当长篇幅讲述了文学史上极其著名的一段战争场面。这种拼贴为小说带来了丰富而细腻的质感，就像是作者在故事里埋藏了一个个梗，如果你能 get 到，就会拥有非常愉悦的阅读体验。
此外，最重要的一点是，翁达杰似乎是在用这些大师作品向读者暗示阅读这部小说的方法：小说复杂的文体究竟怎样理解？因为作者想要在20世纪去完成一项希罗多德的伟业，旅行到人迹罕至的地方，记录下伟大的壮举和动人的传奇。
小说中有一件非常重要的物品，艾尔麦西不管去哪，都要带着一本希罗多德的《历史》，他不仅用它来辅助考古工作，也把它当作笔记本和剪贴簿。书中夹着各种知识、感想和评论，用小说中的话来说，那些知识和议论的碎片都“一起躺在希罗多德的文字里”。这本《历史》几乎像是对小说文体的一种隐喻。翁达杰一直喜欢在小说中做各种跨文体的拼贴，《英国病人》也同样如此，这种拼贴不仅是表面上的大量引用，还包含了大量读者可能闻所未闻的新奇知识。作者对相关领域做了很多研究，比如小说多处详细描写了基普清除地雷引信的情节。对炸弹结构和排雷技术，作者一五一十，讲解得十分专业。
小说中涉及的地理知识最为丰富，作者因此翻遍了伦敦皇家地理学会的相关档案。这一方面是因为故事主人公艾尔麦西本人就在这方面无所不知，你在他耳边提到任何地名，他都能把那地方的位置和各种地理特征都告诉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地图”这个概念本身是小说隐含着的重要主题。本期解读开始时曾引用过小说中的一句话，艾尔麦西说：“我全部的渴望就是走在一个没有地图的地球上。”小说中，一共有56次提到地图这个词，它们无处不在，提醒人们注意这是一个已被地图划分的世界，而艾尔麦西更喜欢在一个没有地图的地方漫游，在没有人敢于冒险通过的沙漠中漫游。他要用他自己的脚步在路上画出印迹，寻找那片失落的扎苏拉绿洲。这是对艾尔麦西命运的隐喻。他和凯瑟琳都无视社会规则、无视刻板界限，想要自由地为自己画出人生足迹，他们一度找到了那片绿洲，最终却得而复失。
到这里，《英国病人》的写作特点就介绍完了，除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伤痛，翁达杰还希望表达什么？这就要回到《英国病人》写作的年代去看。《英国病人》出版于全球化思潮兴起的20世纪90年代初，小说人物充满理想和激情，他们在沙漠这个没有边界的土地上结为一体，寻找心中的绿洲。这一切似乎恰逢其时，因为此刻人们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全球化欢呼，为人类刚刚发现的共同价值、共同命运而兴奋不已。小说迅速畅销到世界各国，也证明它准确拨动了世界的心弦。
1996年，著名导演安东尼·明格拉将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影片上映后获得了9项奥斯卡奖。电影以艾尔麦西和凯瑟琳的悲剧故事为主线，在壮丽的沙漠背景中，这对情人如扑火般投身爱情。电影改编极其成功，与小说一样光彩夺目，动人心魄。你看完电影再去阅读小说，并不会觉得小说的价值已被电影抽空；读了小说再去看电影，也不会觉得电影的感染力早在阅读小说中透支。两部作品中，文字和影像各自完美地展现。
翁达杰曾说，《英国病人》这部小说对他来说有两次意外的成功，一次是成功地改编成电影，另外一次就是2018年，它获得了金布克奖。这件事情本身似乎也意味深长，全球化发展到今天，人类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的梦想中似乎出现了浓重阴霾，早已拆除的藩篱又重新被捡拾起来，模糊的界线再次刻划清晰。此时此刻，人们重读这部小说或许也会别有滋味。在小说中，当战争的脚步逼近沙漠，漫步在没有边界的乐土中的人们也看到了阴影，即使在亲如一家的他们中间，也秘密埋伏着不同阵营派来的间谍，他们在沙漠中寻找的，绝不是艾尔麦西心中的那片绿洲。
与世界主义同样面临困境的，还有个体自由的理想，那道藩篱似乎不仅在地理意义上，同样也在人心中高高树起。前不久在网络上，新一代读者对《英国病人》的三观提出批评，认为艾尔麦西和凯瑟琳的感情是对伦理的越轨。在某种程度上，新的倒向保守主义的政治正确法则正在制定——而艾尔麦西那个有关“没有地图的地球”的渴望，可能并不包含在其中。人们似乎已经忘记，小说人物的那种理想，原本是在人类痛苦和失败的绝境中萌发的一丝希望。
题外话：读书可以扩充我们知识边界，获得更多看问题的视角，但盲从是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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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加拿大电影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