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沈寂
“阅读提要：‘极右翼’暴力袭击，象征着右翼思潮总体回归。是什么导致右翼回归？西方基督教与伊斯兰的宗教冲突只是一根导火索，深层原因是右翼认为受操纵的西方民主已无法保护西方文明，需要强力推动系统重启。”
意外，但并不奇怪地，新西兰清真寺枪击案在欧美和中国的社交媒体和聊天软件里，掀起了持续多日的热议。
新西兰枪击案嫌犯出席受审时做出一个手势，英国《太阳报》称，这个手势象征着“白人至上”。
枪击案的空前惨况，是激起热议浪潮的主因。目前枪击案已致50人死。相比之下，2015年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教堂黑人教堂枪击案9人死，美国夏洛茨维尔的白人至上主义者袭击则只有3人死亡。杀伤规模超越此案的只有挪威爆炸和枪击事件，共造成77人死亡。
视频中出现的“塔兰特字符”
新西兰清真寺枪手布兰顿·塔兰特（Brenton Tarrant）是澳洲一名出生于低收入家庭的28岁白人男子，开枪射击时通过摄像头进行了网络直播，之前将一份名为《伟大转变》（The GreatReplacement）的自白式宣言以文档形式在网上发布。
布兰顿·塔兰特的宣言《伟大转变》，以迪兰·托马斯的诗歌《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开篇
塔兰特还在其使用的枪支和弹匣上写满了各种字符，明码般袒露了他的历史价值观。“Tours 732” 字样，指的是公元732年发生的图尔战役（Battle of Tours)。其时征服了西班牙的倭马亚王朝阿拉伯军队翻过比利牛斯山脉，入侵法兰克王国，法兰克首领率军迎战，大获全胜，并杀死了阿拉伯军首领阿卜杜勒·拉赫曼。枪管上写的“CharlesMartel”，就是图尔战役中法兰克的领军者查理·马特。
另一个弹匣上的“Vienna 1683”，指的是指公元1683年发生的第二次维也纳之战。土耳其人的奥斯曼帝国挥师进攻欧洲，围困维也纳长达两个月，神圣罗马帝国与波兰-立陶宛联军赶来解围与之决战，予土耳其军队以毁灭性打击。
总而言之，塔兰特借助视频表达的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千年恩怨。
另外，塔兰特所作的74页作战宣言《伟大转变》文档虽被官方删除但仍广泛流传。在制造枪击案之前发布网络宣言的传统，来自美国南卡州黑人教堂枪击案的枪手迪伦·鲁夫和挪威爆炸和枪击案的枪手安德斯·布雷维克。
迪伦·鲁夫公布的自白式宣言提及他为何憎恨黑人、讨厌犹太人、支持种族隔离，并说让其“觉醒”的是齐默尔曼案件（白人保安员齐默尔曼受到一名黑人盗贼的攻击，拔枪将其击毙。美国媒体将该案宣扬为“种族歧视”事件），译成汉语仅四千字出头，安德斯·布雷维克的宣言有一千余页数十万字，近乎鸿篇巨制，而布兰顿·塔兰特数万字的宣言篇幅则在两者之间。
在这波网络热议潮中，欧美主流媒体和“主流人群”秉持着一如既往的立场，对枪击案予以毫无保留的谴责，而在所谓“右翼”人群中则产生了分裂的意见。
以美国右翼电台主持人、自由作家拉什·林博为代表的质疑派，认为枪手塔兰特是一名“左派”，他受到精神控制或者有“抹黑右翼”的动机，这桩骇人听闻的惨案可能是“伪旗事件”（False Flag）。
还有人认为枪手自行拍摄并在“脸书”上串流直播枪击过程的整个视频都是假的，因为“墙上看不到弹孔”、“地上看不见血迹”等等所谓疑点，却选择性地无视了视频本身的像素并不高。
拉什·林博和其他质疑派的观点
而右翼的另一派则并不避讳他们认为枪手的行为有其“合理性”，原因是建制派政府正在对西方社会进行“系统性人口替代”。
这一派以著名反犹网站“每日怒汉”（dailystormer）的站长安德鲁·安格林、“新纳粹主义”网站stormfront的一些用户为首。澳洲独立参议员弗雷泽·安宁声称，是难民中的“狂热分子导致了袭击事件”，“虽然他们今天可能是受害者，但过去他们往往是肇事者”。
他的言论掀起轩然大波，有人发起了一份要求将他驱逐出澳洲议会的请愿书，截至3月18日已有120万人签名。但同时亦有百余万人在他的帖子后点赞。3月16日，安宁在墨尔本郊区一个废弃仓库里与媒体会面时，一名少年从后面用鸡蛋砸击参议员的头部，安宁愤然回身一巴掌几乎将挑衅者掴翻在地。目前，一个记录安宁议员遇袭回击的网络视频已有近两千万次的浏览量。
安宁、安格林为代表的这部分人一般被称为“极右翼”、“死硬派”、“鹰派右翼”，同时也被认为与枪击者拥有共同或相近的理念，是“种族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或“白人至上主义者”。他们的支持者则被主流媒体称为“民粹主义者”。
民粹主义这个词，是川普当选后才被主流媒体重新炒热的。媒体对川普在选举中的胜利惊讶不已，认为川普是个擅于煽动草根百姓的演讲家，于是将民粹和民粹主义这些名词冠诸于他和他的支持者身上。
国内有学者认为，“ ‘民粹主义’是如今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说明它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欧洲左翼将其与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与新法西斯主义并列为当今世界的巨大威胁。”以上言论指出，民粹主义“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植根于传统文化土壤上以向后看为特征的违背历史潮流的思潮”，同时又错误地将之解释为“它是一种与个人本位倾向对抗的整体主义，要求以整体的名义压抑个人的基本权利与个人自由。它是一种与世界主义倾向对抗的国家民族主义，以外来因素解释国内危机，以对付外来威胁为理由抑制国民自由、把本民族或国家的传统价值与普世性的人文价值相对立……”
这种解释看似简单合理，其实逻辑混乱，连最基本的术语定义都有问题。譬如，个人与整体主义、传统与世界主义和普世性的人文价值是如何被对立起来的？什么是整体主义？什么是传统？什么是普世价值？
主流媒体、主流学者与他们口中的西方民族/民粹主义者之间存在着极大的认知和观念差距。
问题就出在“传统”二字之上。
安德斯·布雷维克（挪威袭击案枪手）、迪伦·鲁夫（南卡州黑人教堂血案枪手）、布兰顿·塔兰特（新西兰清真寺血案枪手），无一例外都“植根于传统文化土壤上以向后看”，在某种程度上是传统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从塔兰特的枪支和弹匣上“图尔 732” 、“维也纳1683”字样看，他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历史主义者，牢牢记住了自己民族的历史。
目前欧美主流媒体奉若圭臬的这套“西方价值观”或曰“普世价值观”，并非历来如此，而是一套从辉格党和法国大革命起逶逦生成的崭新事物，由二战后美国民主党政府与欧洲诸国社民党政府联手打造出来并强力推行。
约略总结，那就是在外交和军事上是退守的、要求和平共处的，在精神取向上是反教权、强调人本主义的，在道德和社会取向上是反父权、提倡女权、平等主义、高扬少数族裔、大爱无疆、接纳难民的，在经济上则是凯恩斯共识，即以印钞借贷来缔造一个福利主义的黄金时代。他们认为，二战之所以发生，元凶首恶就是欧洲原生的民族主义-极右翼思潮。因此要把欧洲新生代改造为符合社民党理想、多元博爱的“白左”。
在“石油美元”和战后大重建的双重支持下，欧美确实建成了岁月静好的福利国家，并安然度过了长达二三十年的黄金时代。在此期间，通过学校教育进行系统的渐进式“思想改造”，使得战后一代逐步完全接受了这一整套从经济到道德的价值观，成为新人类。
但七十年代末石油减产导致了经济危机，西方陷入萧条期，福利国家不胜重负濒临破产，潜伏已久的民族主义重新抬头，在欧洲出现了玛丽·勒庞这样的“极右派”，在英美则出现了重新包装的保守主义和撒切尔夫人-里根政府，携“小政府、不干预、镇压罢工”的政策上台，几乎一夜之间便颠覆了罗斯福-凯恩斯畅行半个世纪的大政府+福利国家理念。
正是在这个八十年代的保守主义小阳春，欧美各种右翼政治和民间组织闻风先动，蓬勃崛起，骎骎然有再现世纪初左右激争盛况的趋势。
不巧的是，此时犹太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和他的弟子们的“新保守主义”成为显学，经过一番运作，大批新保派人士进入里根政府，李代桃僵，“僭夺”了右翼话语权。新保守主义沿袭了左翼的“普世价值观”，鼓吹“新世界秩序”，同时标榜“犹太-基督教传统”，实质上与老欧洲、旧美国的传统右翼大异其趣。
但新保守主义者入阁雄霸了里根的第二任期和老布什、小布什三个任期，风头一时无两（今天川普的内阁里也被迫接纳了一堆新保派，蓬皮奥和博尔顿就是其中两员），传统右翼只能“退居二线”。直到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爆发，传统右翼的声音才再次响亮起来。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作用近似于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造成了欧洲多个福利国家破产，民怨沸腾，欧盟疲于奔命补锅。再加上阿拉伯地区从2010年起的动荡局势，以及ISIS的异军突起和恐怖统治，导致千万难民经土耳其和希腊涌入欧洲，危机终于爆发。
蜂拥而至的难民挤占了欧洲本地人的福利资源，而截然不同的宗教和价值观理念更引发了严重冲突，如德国跨年夜性侵事件，再加上混在难民中的IS分子屡屡实施令人发指的恐怖活动，促使不胜其扰的欧洲人纷纷将选票投给拒绝移民的“极右翼”政党。
在血淋淋的价值观冲突面前，使相当一部分欧洲人（尤其是年轻一辈）改变了对世界的认知范式，从战后福利国家黄金时代的“大爱无疆”，转变为“文明冲突”，再简化为“种族冲突-宗教战争”。
这种认知的突然转变，就是布兰顿·塔兰特和迪伦·鲁夫宣言自白里所强调的“觉醒”。促使迪伦·鲁夫“觉醒”的是白人保安齐默尔曼枪杀黑人盗贼案，促使塔兰特“觉醒”的则是瑞典斯德哥尔摩的11岁白人小姑娘EbbaAkerlund被非法移民驾车碾死一事。
Ebba Akerlund的父亲作客瑞典电视台节目谈及自己的女儿。左为Ebba。2017年4月7日乌兹别克非法移民、IS支持者Rakhmat Akilov在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驾驶卡车撞向人群，撞死5人，小姑娘Ebba由于失聪听不到背后卡车冲来，没能及时躲避，惨死轮下。
在一些右翼论坛或博客里，经常有人比拟这一“觉醒”过程犹如《黑客帝国》里尼奥吞下了红药丸，“看到了真相”。他们认为，政府与主流媒体一直在“修订”和“删改”历史，消解民众对国家和种族的认同感，以达到“文化多元”、“欧洲一体”、“世界大同”的目的。
而在重新觉醒“白人种族身份”之后，这些年轻右翼分子通过不同视角的阅读和理解，发现所谓“真正的历史”与他们自小从主流叙事里所认知的不一样。
从塔兰特视频里晒出的“图尔 732” 、“维也纳1683”等字样，足以看出他秉持的历史观点是“基督教-伊斯兰千年冲突”论，这就与主流叙事的“伊斯兰文明曾远远领先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观点截然不同。
在塔兰特的自白宣言里，他辱骂默克尔是“一切反白人和反德国事物之母”，“很少有人为了破坏、种族清洗欧洲及其人民做得比她更多”，这与极右派认为有一个对欧洲人口进行大换血的阴谋计划相一致，而与褒扬默克尔为开放社会的领袖的主流舆论相冲突。
他甚至在自问自答中推翻了“民主是唯一的解决方案”的政治正确，认为“民主是暴民统治，而暴徒本身由我们的敌人利用跨国媒体和教育系统所操控”。塔兰特还毫不避讳地自称为“生态法西斯主义者”（eco-fascist），最接近他信仰的是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
这证明了几十年来的主流叙事和教育体制在新生右翼群体中彻底失败了。右翼观点在历史化、种族化、对抗化、极端化之后，出人意料地重新建构了一套价值观和行动纲领，而这套价值观接续的是法西斯主义和所谓的“老欧洲传统”。
与人们的普遍想象和认知不一样，“老欧洲右翼”并不是今天只会在议院里唇枪舌剑的代表们，而是拿着大剑、披挂铠甲在维也纳和波兰前线冲锋陷阵血肉横飞的骑士，是把异端送上火刑架的宗教裁判所，是与新教徒进行宗教战争的神圣罗马帝国，是查理一世麾下与克伦威尔互杀的保王党，是多次明令驱逐犹太人的欧洲君主和罗马教廷，是与雅各宾派作战并最终消灭了拿破仑的骄兵悍将的君主国联军，是镇压了欧洲多次革命起义的“神圣同盟”，是与北军游击作战多年的三K党，是二十世纪的干涉主义和冷战，是美国南方随时暴起纠众持枪与军警列阵对抗的红脖子庄园主，是只有一家几口就敢与数百名FBI特工枪战多日的白人民兵组织……
西方右翼的凶悍暴力传统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这就是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二十世纪初的欧洲，政治暴力无日无之，尤以德意志境内为最。社民党左翼领导的罢工、示威和哗变让威廉二世黯然退位，魏玛共和国成立。
魏玛时期的德国绝非和平主义的乐土，左右翼的暴力冲突并未因为共和政体的存在而消弭，反而愈演愈烈。
1919年1月，柏林街头参加“斯巴达克斯起义”的武装分子
左翼和右翼都争相成立了准军事组织。左翼比较著名的如，社民党政府御用的“帝国战旗黑、红、金”（Reichsbanner Schwarz-Rot-Gold），“红色阵线战士同盟”（Rotfrontkämpferbund），以及“反法西斯行动”（Antifaschistische Aktion，简称Antifa，是美国Antifa的前身，该组织在美国2016年大选后化身黑衣人，与川普支持者发生多次暴力冲突）。
右翼则有“自由军团”（Freikorps）和纳粹党的“冲锋队”（Sturmabteilung，简称SA，别名褐衫军）等。这些组织的主要功能是冲击对手的会场、总部，暴力破坏对方的游行示威，甚至袭击对方的成员和领袖人物。
1919年1月，柏林爆发了“斯巴达克起义”，数十万人涌入市中心并占据了各主要建筑物，企图夺取政权。几天后，3000名右翼“自由军团”民兵带着一战时使用的重型武器发动进攻，彻底镇压了这次起义。
“自由军团”近卫骑兵步枪分部还逮捕了起义的领导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并在一名上尉的命令下将他们枪杀。此后，在不来梅、鲁尔、莱茵兰、萨克森、汉堡、图林根和巴伐利亚纷纷发生类似的左翼起义，无一例外都被“自由军团”镇压下去。
当时德国国防军有350,000人，当中250,000人加入了“自由军团”的不同组织。左翼社民党政府企图将加入自由军团的军人全体裁撤，以打压倾向右翼和民族主义、“听调不听宣”的军方力量。1920年3月，社民党政府决定解散镇压巴伐利亚起义的主要武装力量“埃尔哈特旅”，该旅拒绝听令。
在柏林军防司令沃尔瑟·冯·路德威茨（Walther von Lüttwitz）的支持下，埃尔哈特旅进入柏林游行。这就是卡普政变。社民党政府下令正规军镇压，但陆军领袖汉斯·冯·塞克特将军抗命，说：“国防军不打国防军。”魏玛社民党政府只好从柏林逃到斯图加特，然后号召德国工人大罢工，使全国陷入瘫痪，卡普政变才终于失败。
1920年3月，在柏林街头发动“卡普政变”的右翼自由军团埃尔哈特旅。
政变失败后，魏玛政权得以安定，而“自由军团”的影响力被削弱。但自由军团内部活跃着一个极右翼中的极右组织OrganisationConsul（简称OC），由被解散的埃尔哈特旅成员组成，对左翼政治人物实施了一系列暗杀。
最有名的莫过于1921年8月26日对魏玛共和国财政部长马蒂亚斯·埃兹伯格（Matthias Erzberger）的刺杀，以及1922年6月24日犹太裔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的刺杀。据称，Organisation Consul这个极端民族主义和反犹的右翼恐怖主义组织，在魏玛时代至少暗杀了354人。
1927年，准军事组织“红色阵线战士同盟”（Rotfrontkämpferbund，RFB）在柏林游行。
1933，准军事组织“反法西斯运动”在柏林召开大会。
被极右组织OrganisationConsul刺杀的两名魏玛政客，左为财长埃兹伯格，右为外长拉特瑙
左右激斗的阴云笼罩着整个欧洲大陆。在墨索里尼1922年掌权之前，意大利的政治暴力杀死了2000人。1928年至1933年间，德国大约有400名左翼分子和纳粹分子死亡。议会民主相对稳定的法国，在1934～1938短短四年间，也有超过60人在暴力事件中丧生。即使隔着海峡的英伦三岛也不能幸免。
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正是新西兰枪手塔兰特的偶像）考察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运动，认为这是英国未来的政治方向，在1932年创立了“英国法西斯联盟”（BritishUnionofFascists，BUF），吸引了大量追随者。但他的每一次演讲和会议都受到左翼团体的冲击，于是他建立了准军事组织“法西斯国防军”，别名“黑衫人”，与左翼分子互殴。
1936年10月4日，莫斯利爵士组织了两万人的法西斯游行，在伦敦东区的卡布尔街遇到左翼联合截击，“法西斯国防军”反击，双方爆发激战，史称“卡布尔街之战”（Battle of Cable Street）。
正是这种暴戾血腥的氛围，从“自由军团”中催生出了纳粹党，欧洲的干草堆点着了火，一发不可收拾，最终爆发了二次世界大战。1914～1945年间政治暴力的频率之高和规模之大，因此被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称为“欧洲内战”。而詹姆斯·麦克米兰则称这一时期是“暴力和流血时代”。
历史上的典型右翼从来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和坐而论道的空谈家。右翼的鲜明特征，就是崇尚英雄气概，男子汉形象，军事化精神，同时蔑视西方民主制度，认为那是“娘娘腔和阴谋家”的游戏。新生代右翼青年的危险性，正在于其过滤掉了温和右翼“自由主义的老生常谈”和新保守主义，直接与历史上的右翼接上了轨，并继承了他们的暴力特质。
枪手塔兰特在宣言中认为“暴力是历史的现实”，自称是“美国武装部队中的狙击手”、“参与过对基地组织的多次秘密袭击”、“有超过300次杀人记录”，暂时无法证实其说法，但他确曾去过巴基斯坦，是新西兰一家枪支俱乐部的会员，作案前一直在俱乐部场地练习射击。
黑人教堂枪击案的枪手迪伦·鲁夫，曾手持南北战争时的邦联旗，以示支持种族隔离和蓄奴制。
2017年1月10日，布雷维克上诉时在法庭行罗马礼（纳粹礼）
挪威枪击案的枪手安德斯·布雷维克继承的是魏玛时代“自由军团”刺杀组织Organisation Consul的传统。他所射杀的人都是挪威工党青年营的参与者，即左翼政治运动的新生代骨干。他在YouTube上传了名为“圣殿骑士团2083”的影片，又发布了长达1508页的《2083：欧洲独立宣言》，把自己形容为21世纪的十字军，发动一次先发制人的战争，以此唤醒欧洲民众全面清洗左翼、驱逐非法移民“入侵者”，“拯救欧洲文明”。
他将英国王储查尔斯、前首相戈登·布朗、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等政要列入“A级叛徒”名单，要“执行死刑”，因为他们鼓吹多元文化和允许非法移民进入欧洲。而塔兰特声称他与布雷维克有过交往，并在枪击前“联系了重生的圣殿骑士团，以获得支持这次袭击的祝福。”
这些欧美右翼新生代，不但从思想精神上接续二三十年代的欧洲右翼传统，而且在行动上亦步亦趋。多宗标志性的枪击事件，其实是二十年代“自由军团”对决“斯巴达克联盟”的翻版。魏玛时期的右翼鼓吹“保守主义革命”，要摧毁民主制，重回君主主义。
而今天美国右翼中有一种普遍的幻想，盼望着川普实行戒严，抓捕民主党的“捣乱者”。去年年底，大批右翼支持者在川普的造势集会上高呼将希拉里“抓起来”（ lock her up）！2018年11月，德国当局发现在国防军内部有一个200人的秘密团体“现役精锐纳粹军官暗杀小组”，正在策划一个“X日”计划，要一举消灭德国绿党主席罗特（ClaudiaRoth）、德国外长马斯（Heiko Maas ）、前德国总统高克（JoachimGauck）等左派人士。
而作为新西兰枪击案的回响，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竞选集会上公开播放了塔兰特的视频，警告土耳其选民，西方右翼要夺回伊斯坦布尔“再次归基督徒所有”，并声言要杀死枪手塔兰特：“你卑劣地残杀我们50个兄弟……不论怎么样，我们都会知道怎么让你血债血还。”他还威胁所有带着“反穆斯林情绪”前往土耳其的澳洲和新西兰人将被钉进棺材运回国。另外，3月18日荷兰乌得勒支发生3死9伤的电车枪击案，枪手是一名土耳其男子。
挑起这种民族和宗教情绪，“唤醒民众”，引发世界级的战争，清洗欧洲，破釜沉舟，与“文化多元”的西方左翼对决，正是极右翼的目的。
时代演成悲剧，思潮造就时代。右翼思潮的强势崛起，或许意味着西方民主已经濒于破产边缘，左右两派的激烈斗争将披着“种族冲突”、“宗教战争”的外衣卷土重来。西方或许将再次面临二战那样的“系统重启”危机。
编辑：光
如果可能、那就走在时代的前面
如果不能、那就同时代一起前进
但决不要落在时代的后面
——布留索夫
标签： 挪威电影解读
